浮世绘与刺青

浮世绘碎碎念

Apr 15

刺青自古以来便是人类用以装饰身体的方式之一。最早的刺青大多以简单的线条和符号为主，承载着身份标识、信仰象征或誓约见证的功能。然而，在江户时代，随着町人文化的繁荣，刺青逐渐摆脱了单纯的标记作用，发展为一种精致且富有象征意义的艺术形式。与此同时，浮世绘作为当时重要的视觉艺术，不仅记录了刺青文化的演变，还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刺青图案的风格和审美取向。尤其是在19世纪初，浮世绘大师歌川国芳将《水浒传》英雄人物与精美的刺青相结合，使刺青艺术迎来了新的发展阶段，并深刻塑造了后世日本传统刺青的风格。从最初的信仰与誓约，到反抗权威的象征，再到与浮世绘结合后的艺术升华，刺青这种古老的艺术形式完成了它的蜕变，在现代仍然有着它独特的文化意义和美学价值。

反抗精神的象征刺青与江户时代

在江户时代初期，刺青主要具有两种社会功能：一是作为个人誓约的标记，二是作为刑罚手段。吉原游郭里的游女们常常以简单的文字刺青记录与客人的特殊关系，这种"入墨"象征着承诺，向客人表达自己永不变心的意志。与此同时，幕府将刺青定为一种刑罚，用刺青标记犯罪者，警摄世人。这种做法反而促使人们把刺青看成反抗权威的象征，尤其在赌徒、火消（消防员）、大力士及闲帮之间尤为盛行。他们通过纹身展现勇气与反骨精神，同时彰显力量并威慑他人。明和至安永年间，这类纹身已颇为流行，通常分布于手臂或背部，以文字、龙、首级等图案为主。其中，不动明王的象征“俱利伽罗龙”尤为典型。不动明王因具备灭火与降水的神性，被火消与鳶职（架设脚手架的工匠）奉为守护神。这些职业需要展现强健体魄与勇气，且工作时常裸露上身，使纹身成为理想的身体装饰。被时代风气推动，纹身的图案逐渐复杂化、庞大化，但仍主要以线条构成，缺乏色彩。

国芳与水浒传刺青热潮到来

从宽政到文化·文政年间，幕府屡次推行严苛的奢侈取缔令，各方面的高压管控激发了民众的反抗精神，助长了好勇斗狠的游侠文化。《水浒传》中梁山好汉的狭义形象深深引起了江户人的精神共鸣，改编自水浒传的小说读物、歌舞伎戏剧等大量涌现，成了人们耳熟能详的流行文化。文政10年，歌川国芳凭借浮世绘系列《通俗水浒传豪杰百八人》一举成名，正是时代背景与水浒热潮推动下的结果。

在众多梁山好汉中，国芳率先选取了九纹龙史进、浪里白条张顺、行者武松、花和尚鲁智深等知名角色为主角。他为了强化英雄的刚猛形象，并同时增强观者的共鸣感，在画作中对人物形象进行了大胆地改编，给多位梁山好汉设计了极其夸张的全身刺青图案。

水浒传原著中写明有纹身的好汉人数只有6人，且对刺青图案描写十分简略。国芳在创作中夸大了好汉们原本纹身的覆盖范围和复杂程度，还给一些原本没有纹身的好汉设计了让人惊艳的大幅刺青图案。比如浪里白条张顺和九纹龙史进的身体几乎全部被鲜艳多彩的纹身图案覆盖，画面的冲击力也因为精彩的刺青设计而更加强烈。

国芳的《通俗水浒传豪杰百八人》推动了刺青文化的发展，使原本已有的纹身风潮进一步升级。当时江户社会形成了三股热潮——水浒热、国芳热、刺青热。受此影响，江户的游侠纷纷仿效国芳笔下的梁山好汉，追求更大面积、更复杂、更具故事性的彩色刺青。与此同时，歌舞伎演员也在演出中融入纹身元素，以展现角色的性格与气魄，其中不少设计直接取材自国芳的作品。此后，日本刺青逐步向绘画化、彩色化、巨型化发展，并最终成为日本文化的重要象征，国芳及浮世绘对此的影响不可忽视。

生生不息浮世绘与刺青斩不断的联系

除了国芳，歌川派的国贞、国周、芳年等人亦创作了大量含有刺青元素的浮世绘。其中，国贞的《近世水浒传》和《当世好男子传》尤为突出，这两个系列均属于役者绘，同时也是见立绘，也就是以当时的著名歌舞伎役者为原型，让他们在画中扮演浮水浒传中的英雄好汉或是传说故事中的游侠豪杰。当时顺应“刺青热”，许多歌舞伎役者都在舞台表演中加入了展示纹身的脱衣环节，国贞也在画中记录了这一点，许多役者都在肩背、胸口、大腿上有着精美的刺青装饰。与国芳刚猛豪放的画风相比，国贞笔下的豪杰形象更显柔美细腻，刺青设计也更趋图案化和装饰性。

一代又一代浮世绘画家的的创新与巧思推动着刺青图案的设计和变化，一些知名的浮世绘画作还成为了人们纹身时的热门选择。浮世绘与刺青之间互相影响、互相推动，在日本的装饰与艺术历史中留下了独特的一笔。